還記得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我以臨時戶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空去看他。他家里人說，他很少出門，這一天有朋友來約，到天壇看月季去了。我要了一張紙，留了幾句話，其中說到鄉居，說到來京，末尾寫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學的什么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說他非常悔恨，真不該到天壇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為公寓必是旅店一類，想到我在京城工作這么多年，最后淪為住旅店，感到很悲傷。我看了信，也很悲傷，不是為自己的顛沛流離，是想到十年來的社會現象，像葉圣陶先生這樣的人竟越來越少了。
　　以上說待人厚，是葉圣陶先生為人的寬的一面。他還有嚴的一面，是律己，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常常談到寫文章，他不止一次地說：“寫成文章，在這間房里念，要讓那間房里的人聽著，是說話，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他這個意見，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反應。譬如近些年來，有不少人是宣揚朦朧的，還有更多的人是順勢朦朧的，對于以簡明如話為佳文的主張，就必付之一笑。而葉先生則主張寫完文章后，可以自己試念試聽，看像話不像話，不像話，堅決改。葉圣陶先生就是這樣嚴格要求自己的，所以所作都是自己的寫話風格，平易自然，鮮明簡潔，細致懇切，念，順口，聽，悅耳，說像話還不夠，就是話。
　　在文風方面，葉圣陶先生還特別重視“簡潔”。簡潔應該是寫話之內的一項要求，這里提出來單獨說說，是因為葉圣陶先生常常提到，有針對性。他是帶著一些感慨說的：“你寫成文章，給人家看，人家給你刪去一兩個字，意思沒變，就證明你不行。”關于繁簡，關于修改，魯迅提到的是字句段。葉圣陶先生只說字，我的體會，一是偏重用語，二是意在強調，精神是可簡就絕不該繁。可是現實呢，常常是應簡而偏偏要繁。舉最微末的兩個字為例。一個是“了”，如“我見到老師”，“他坐在前排”，簡明自然，現在卻幾乎都要寫“我見到了老師”，“他坐在了前排”，顯得既累贅又別扭。另一個是“太”，如“吸煙不好”，“那個人我不認識”，也是簡明自然，現在卻幾乎都要寫“吸煙不太好”，“那個人我不太認識”，變得不只累贅，而且違理。像這樣的廢字，刪去不只是意思沒變，而且是變拖沓無理為簡潔合理，可是竟然很少人肯刪，也就無怪乎葉圣陶先生感慨系之了。
　　在我認識的一些前輩和同輩里，重視語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則，鞠躬盡瘁，葉圣陶先生應該說是第一位。上面說的是總的用語方面。零碎的，寫作的各個方面，小至一個標點，以至抄稿的格式，他都同樣認真，不做到完全妥帖決不放松。還記得五十年代早期，他發現課本用字，“做”和“作”分工不明，用哪一個，隨寫者的自由，于是出現這一處是“叫做”，那一處是“叫作”的現象。這不是對錯問題，是體例不統一的問題。葉圣陶先生認為這也不應該，必須定個標準，要求全社出版物統一。商討的結果，定為“行動”義用“做”，“充當”義用“作”，只有一些歷史悠久的，如作文、自作自受之類仍依舊貫。決定之后，葉圣陶先生監督執行，于是“做”和“作”就有了明確的分工。
　　葉圣陶先生，人，往矣，我常常想到他的業績。凡是拿筆的人，尤其或有意或無意而寫得不像話的人，都要常常想想葉圣陶先生的寫話的主張，以及提出這種主張的深重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