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規范漢字”的社會效應

2.1廣大群眾享受到漢字簡化和整理給他們帶來的實惠，主要包括：識認的字數減少了，書寫的筆畫減少了，常用的字音也簡化了。在簡化字推行的半個世紀中，他們在書面交際中沒有遇到大的障礙。他們都說“規范漢字”好。

2.2有些學術文化人士（包括海外學術文化界人士），經常參與跟傳統文化有關的書面交際活動，經常使用帶有濃重傳統色彩的書面語言，則感到在書面語中全方位地使用“規范漢字”，在某些場合和領域會遇到諸多不便，很多場合會帶來記錄語言不準確甚至歧誤的問題。比如“多餘”的“餘”，《簡化字總表》簡化為“余”。文言文“餘年無多”如果用這個簡化字記錄為“余年無多”，就會造成語義混淆，“余年”到底是“我的年頭”還是“剩余的年頭”。再如“體”“鐵”是“規范漢字”里最常用的簡化字，但在古代漢語中，“體”卻是“笨”的古字，“鉄”卻是“紩”（音zhi，字義是索、縫）的“古文”。學術文化界中不少人對漢字簡化和整理工作中不遵從字理始終窩有一肚子意見。他們批評有關部門連“規范漢字”的科學定義也下不了，而不得不采用循環論證法：凡收入規范字表予以推行的就是“規范漢字”，而只有“規范漢字”才有資格進入規范字表。對不分時空、不分場合、不分功能，把被簡化的繁體字和被淘汰的異體字統稱為“不規范字”，許多人在學術上接受不了，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在實踐中執行不了。

（三）當前內地社會用字寫真

3.1日常生活中，老百姓使用簡化字。他們中的極少數人有時為了追求時髦，也在招牌上、廣告中偶爾寫寫繁體字，但往往用錯或寫錯，比如“歌後（后）鄧麗君”、“亮麗發（髮）廊”、“北京海澱（淀）區”、“大學中文係（系）”；不少人還喜歡使用已經廢止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中的簡化字，比如“大亍（街）”、“仃（停）車場”、“歪咀（嘴）”、“打蘭（籃）球”；書寫錯別字有增多的趨勢。

3.2由于《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淘汰了一些“非異體字”或有社會特殊功能的“異體字”，使這些字所記錄的某些音義或區別功能沒有相應的字形承載，給書面交際帶來不便。比如留“偷”汰“媮”，“媮”另一讀音“yú”和義項“快樂”、“和悅美好的”便沒了著落，挺可愛的女孩名字“小媮”在印刷物上變成了“小偷”；留“澄”汰“澂”，會使讀者無法判別“吳大澄”是不是清代那位著名的古文字學家。

3.3古文獻整理和古漢語教學基本用繁體字、異體字，但用字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

3.4某些專業刊物，根據實際需要，有的論文用簡化字，有的論文用繁體字，人們套用“一國兩治”戲稱為“一刊兩文”，比如內地的《方言》、香港的《語文建設通訊》。

3.5收錄內容超過日常生活常用詞語的大型工具書，在可能引起誤解的人名、地名、篇名中逕用繁體字和異體字，在可能造成歧誤的復詞詞目中括注繁體字和異體字，比如《辭海（1999年版）》，“王濬”（西晉大將）條，不用選用字“浚”，而用被《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淘汰的異體字“濬”；以“后”作首字的復詞條目共125條，在“后”字后括注“（後）”的多達119條。

（據近日媒體披露“中國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的數據，內地有95.25%的人平時主要書寫簡化字，3.84%的人簡繁字同時使用。我們為了方便運算，使用漢字的總人口以13億計，則同時使用簡繁字的幾近六千萬，而且都是使用漢字的“大戶”。）

（四）學術界開出幾張“藥方”

為了進一步提高漢字規范化的水平，針對當前社會用字出現的一些問題，學術界的熱心人士紛紛獻計獻策。開出的“藥方”，歸納起來大致有三張：

4.1保持現有的“規范漢字”不動。持這種主張的分兩類，一部分是認為現有的“規范漢字”好得很，不必動；另一部分是面對已成之局，怕越改越亂，無可奈何，只好聽之任之。

4.2下大力氣修訂《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同時改進《簡化字總表》。異體字整理的對象嚴格控制在字音、字義都相同或“選用字”的音義多于“淘汰字”音義的異體字。對簡化字中用“同音代替”法簡化的字要適當調整。（有的主張全部改為一個簡化字形對應一個繁體字形；有的主張調整幾個最容易混淆的字組，比如“后——后、後”、“斗——斗、鬥”、“發——發、髮”、“干——干、乾、幹”等。）

4.3長痛不如短痛，干脆全部恢復繁體字。

（五）“藥方”評估

以上三張“藥方”都立足于讓“規范漢字”全方位地承擔書面交際和傳承文化的任務，差別僅在于，第一張方子對現行規范漢字的功能估價過高，第二張方子寄希望于修訂后的“規范漢字”能夠全方位地承擔書面交際和傳承文化的任務，而第三張方子則對“規范漢字”毫無信心，認為不如干脆“換馬”。

假如只限在日常通用層面，只要求“規范漢字”完成日常書面交際任務，我們贊成第二張方子，即基本沿用現有的漢字規范標準，只把“規范漢字”進一步優化，把不適應社會語文生活的內容予以必要的修改。比如在常用字、通用字的邊緣地區，對當時制定字表時不夠準確的選字予以調整，并增補少量選字，以適應社會語文生活的發展；又如糾正“異體字”的泛化和不適當的淘汰；再比如改正原字表中的低級錯誤，例如通用字“腦惱垴”的右旁都類推簡化了，惟獨“瑙”的右旁不簡化；用“敝”作構字部件時，它的第四筆“橫折鉤”，在“撇、弊、憋、瞥”中不變形，但在“蹩、鱉”中卻去鉤，形變為“橫折豎”，等等。半個世紀的書面交際實踐證明，這一套“規范漢字”在日常書面交際和傳承文化中并沒有出現明顯不適用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老百姓不會贊成隨便去改動“規范漢字”：“我們用得好好的，干嗎要改？這不是沒事找事，給我們添亂嗎！”1986年重新發表《簡化字總表》時，把合并已久的“象、像”再行分開，造成書面交際不小的混亂，就是例證。有的先生提出，希望“簡化字后退半步”，要對跟繁體字不一一對應的簡化字動手術，用心是好的，但哪怕是動一個，老百姓都會嫌麻煩，全改了，老百姓非鬧翻天不可，因為這些“不對應”在他們的日常書面交際中并沒有帶來多少不便。而學術界呢，你說要改四個，他認為要動六個，還有的則不全改為一一對應的簡繁關系決不肯罷休。結果是，無論老百姓那一頭還是學術界那一頭都不會說好。至于第三張方子，只是書生們的一相情愿，完全沒有可行性。幾億人通行了半個世紀的字形說改就能改過來？那非造成社會語文生活的大地震不可。再說，對于社會日常通用層面而言，繁體字就那么完美？就值得讓幾億人改換已經習用了半個世紀的字形符號系統，用這樣大的代價去換取？

那么，咱們的漢字規范工作應該怎樣前行？這正是我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所在。近年主管部門下了那么大的決心研制“規范漢字表”，現在遇到了一個怎么跟現有規范標準接軌的問題，是大動、中動、小動還是不動呢？這里涉及到對書面交際總體格局的認識問題、對“規范漢字”性質功能的定位問題、對幾十年來推行“規范漢字”功過的估價問題、對海峽兩岸四地“書同文”的總體設計問題、對漢字未來走向的判斷問題。我們吁請語言文字學界都來關心這個大問題。爭取在這樣的宏觀問題上取得共識。

（六）換個角度思考如何？
6.1“規范漢字”在日常書面交際中基本上沒有遇到障礙，提出問題的多是學術文化界的人士，提出的問題也大多是“學術文化”層面遇到的尷尬和難題。這是不是說明“規范漢字”的職責和功能跟書面交際的不同層面有關？?

6.2仔細考察，社會用字應該是分層面的，至少可以大別為“社會通用”和“社會特用”這兩個層面。[5]這兩個層面在字量、字形、字音、字義和字用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別；也就是說，這兩個層面對漢字規范的要求是有差別的。

例一，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漢語大詞典》收錄詞目約三十七萬條，兼有字典、語文詞典和百科詞典功能的大型綜合性辭典《辭海》（1999年版）收列詞目約十二萬條，以記錄普通話語匯為主的《現代漢語詞典》收錄字、詞、詞組、熟語、成語等約五萬六千條，以中等文化程度為主要讀者對象的《現代漢語小詞典》（2004年版）只收錄詞目約二萬五千條；相應的，《漢語大字典》共收列單字五萬六千字左右，《辭海》共列字頭約一萬七千個，《現代漢語小詞典》收錄約一萬二千字，《現代漢語通用字表》收錄七千字，《現代常用字表》收錄三千五百字。這是兩個層面可能用到的詞語和可能用到的字種在數量上的差別。

例二，《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把“鎔”作為“熔”的異體字給淘汰了。但這兩個字只在“熔化”（用高溫把固體轉化為液體）這一義項上構成異體字關系。“鎔”除了“熔化”義外還有“鑄造”、“鑄器的模型”等義項。如果說，在日常通用層面的書面交際中，由于“鑄造”、“鑄器的模型”等義項很少用到，所以用“熔”替代“鎔”還不會經常帶來麻煩的話，一旦用到特用層面中，用到人名中，麻煩就來了。比如上一任的國務院總理朱róng基，是按照漢字規范標準用“熔”呢，還是用他原來起名時定的“鎔”呢？香港有的報紙說，用“熔”，就是熔化基礎，而用“鎔”則是鑄造國基。顯然應該仍用“鎔”，但因為是被淘汰的異體字，電腦通用字庫中沒有這個字形，報社天天要作特殊處理。直到1993年9月3日國家語委文字應用管理司專門為這個字發了一個文件《關于“鎔”字使用問題的批復》，摘了“鎔”的異體字帽子，定為規范字，“金字旁”類推簡化，在電腦字庫中又給安了一個臨時碼位，這才消除了上述麻煩。這是兩個層面在字義、字用上有差別的例子。

例三，“鐵”是老百姓最常用的“規范漢字”之一，大家都知道是“鋼鐵”的“鐵”，繁體是“鐵”，但《康熙字典》指明“鉄”卻是“紩”的古文，音zhi，字義是“索”、“縫”。《方言》卷九：“車下鉄，陳、宋、淮、楚之間謂之畢。”[清]戴震疏證：“各本鉄偽作鐵，非也。”根據《玉篇》，戴震判定：“紩乃本字，鉄即其假借字。”這是兩個層面在字音、字義上有差別的例子。

6.3既然兩個層面在用字上有差別，在漢字規范的理解和要求上有不同，就不應該用一把尺子去裁斷兩個層面不同的用字。我們并不認為大陸的“規范漢字”是完美無缺的，只是認為對它的批評和修正都應該立足于“規范漢字”適用的社會日常通用層面上，否則，就沒有針對性；兩岸四地的許多學術文化人往往站在社會特用層面的立場上，舉出一些特用層面才會出現的例子，把“規范漢字”批得漏洞百出。其實，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聲勢浩大地進行漢字簡化和整理工作的初衷，就是為了盡快提高工農大眾的文化水平，說白了，當初選定簡化字，整理異體字，主要就是給社會日常通用層面的書面交際用的。你非要讓它全方位地為各個層面的書面交際和傳承文化服務，這不是難為它了嗎？長期以來，有關部門進行漢字規范工作時，經常用只適合于社會日常通用層面的標準和尺度，去衡量和要求社會特用層面的用字。這就好比是用一把鑰匙去開兩把不同的鎖，在社會特用層面能不遇到障礙和阻力嗎？如果這一判斷是正確的，我們就不要期望僅對“規范漢字”作一些小修小補就可以使它全方位地同時適用于社會通用層面和社會特用層面的需要。咱們能不能干脆來個換位思考，即：如果確認社會用字是區分層面的，那么漢字規范工作也應該區分層面。

6.4前面提到的界定“規范漢字”時遇到的難題，可以用“兩個層面”的理論來解決。王鐵琨在《〈規范漢字表〉研制的幾個問題》中指出：“規范漢字有層次之分。我們所說的規范漢字，主要是指現代通用于我國大陸一般交際場合的漢字。‘現代通用’、‘我國大陸’、‘一般交際場合’三個要素非常重要，它以‘通用’為標尺給出了國別（地區）、時代、領域、場合等等限制，契合當代漢字通用和應用的客觀現實。”[6]費錦昌在《漢字規范工作的層面性》一文中也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所推行的“規范漢字”是一個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只適用于特定時代和特定范圍的約定俗成的術語。由于制訂時的背景和宗旨，它的適用面主要應該是“當代”“（目前是）中國大陸”的“社會通用層面”，而不宜覆蓋兩岸四地（包括內地）的社會特用層面。[7]我們認為，這樣來認識和界定“規范漢字”，就可以基本上化解對“規范漢字”的許多批評和誤解。

6.5整理異體字工作遇到的困難，也可以用“兩個層面”來化解。《規范漢字表》課題組組長張書巖教授指出，“填寫異體字欄時還有兩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一是異體字欄是否要收入全部異體字；二是‘包容’異體字能否收入異體字欄。運用‘兩個層面’的理論，這兩個問題同樣可以得到合理的解決。”比如“《規范漢字表》要不要把字表內規范字所對應的異體字都收進來？這個問題，隨著‘學術研究’與‘應用’兩個層面的分開，也就迎刃而解了。”“《規范漢字表》是為了解決當今一般印刷物和手頭用字的規范問題，因此《規范漢字表》的異體字欄只收現代、當代有影響的異體字，那些一般人見所未見、根本不會使用的異體字，即異體字中的古字、死字、僻字，就不必收入了。收了，反而徒增人們的負擔，或使一些死字死而復生，造成事與愿違的結果。這些字擬收入待整理的《漢字整理表》中。”[8]

6.6翻開漢字規范史可以發現，今天在漢字規范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古已有之。不區分層面，往往會由于用字目的、所記錄的語言、字境的不同，導致規范標準無法一以貫之。結果是兩個層面的用字者往往都不滿意，“若悉依說文，每詭眾難依；若循世從俗，則儒雅驚訶”?。（《字樣學研究》陳新雄序）可見這一社會用字的實際需要和漢字規范的矛盾，從時間上看，古已有之；從空間上看，各地皆然。從事字樣學研究的學者和漢字規范的實踐者，根據社會用字的層面對漢字進行分層規范，這在歷史上不乏成功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被《字樣學研究》的作者（臺灣）曾榮汾稱為“字樣學之重鎮”的《干祿字書》，它的作者（唐）顏元孫在整理漢字的時候，把社會用字區分為俗、通、正三個層面，隨之，把用字規范也分為俗、通、正三個層次，把漢字字形也相應地區分為俗、通、正三種字形。曾榮汾評論：“顏氏所持者實乃彈性之原則。”他針對和適應的正是當時社會用字不同層面的實情和需要。可見，古今漢字規范工作都會遇到社會用字中客觀存在的不同用字層面的實際情況。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承認社會用字有不同層面的存在，準確確定對不同層面的不同規范要求，有針對性地推行適用于不同層面的規范標準，就能夠取得漢字規范工作的良好效果。

6.7反過來看，臺灣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也有人發起過聲勢不小的推行簡體字運動，得到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許多民眾的熱烈響應，但被政界和學界的某些人扣上政治罪名和“切斷民族文化命脈”這一大帽子，導致該運動流產，然而臺灣民間現今還是有不少簡體字在流行。拋開政治原因不說，這也是因為反對推行簡化字的人不懂得漢字使用是分層面的，而通用層面的交際者樂于使用簡體字這一道理的緣故。

6.8有人說，許多漢字規范標準不是都為某些特殊情況開了“窗口”嗎，為什么學界對現行規范標準還是窩有一肚子意見呢？筆者認為，這些規定盡管越來越接近周到，但還是沒有脫離“日常通用層面是主體、學術文化等只能是‘小窗口’”的格局。在人們心目中，簡化字和“選用字”是規范字，繁體字和異體字仍是不規范字。只有把“小窗口”擴展為一個獨立的層面，再根據兩個層面的現狀，確定和推行分別符合這兩個層面的規范標準，才能使漢字規范工作躍上新的臺階。

6.9在中國大陸日常通用層面，其用字規范，自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用語言文字法》執行，即推行“規范漢字”。具體說來，就是有簡繁兩種字形的，使用法定的簡化字；有異體字形的，使用法定的“選用字”；無簡繁和異體字形的，使用傳承字；有“新字形”和“舊字形”差別的，使用“新字形”。從層面的通用性到這一層面推行的漢字規范標準都應符合《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規定。

6.10“規范漢字”以外的、主要供社會特用層面使用的漢字，對學術界而言，主要是整理，而不是篩選，也就是把它們之間的字際關系理清，讓號稱收錄三萬、四萬甚至六萬、七萬的特大字庫不要成為讓人無從下手的一團亂麻，而是在縱橫關系上條分縷析、方便適用的漢字寶庫。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分工，主要供社會通用層面使用的漢字規范標準可以稱為《規范漢字表》（分一表、二表、三表），而主要供社會特用層面使用的字表可以稱為《漢字整理表》（也分一表、二表、三表……）。在學術文化等特用層面上的用字者，都是專業的行家里手，什么地方該用哪個字，他們心中有數，無須漢字規范標準的制訂者和推行者在一旁指手劃腳。漢字規范工作者的任務只是把數以萬計的漢字字形加以整理，讓行家里手們用起來更為方便一些而已。有了《規范漢字表》和《漢字整理表》以后，社會特用層面的用字者可以根據實際需要，有的文本全用規范的簡化字；有的文本以簡化字為主，在可能引起歧誤的地方夾注繁體字；有的文本則全用規范的繁體字。

6.11漢字規范分為兩個層面以后，會不會加重人們的負擔，讓他們既要學“規范漢字”，又要學繁體字和被淘汰的異體字？我們認為，對于書面交際活動僅限于社會通用層面這一范圍的大多數人，只要也只應好好掌握“規范漢字”就可以滿足書面交際的需要了。至于既要參與大眾通用層面的交際活動，又要時而參與傳統文化等特殊層面書面交際的“小眾”，他們確實需要在掌握“規范漢字”的同時，再學會他們從事某些專業工作時需要的繁體字、異體字等。這應該是他們的能力所能夠達到的。現在活躍在社會特用層面的文化人實際上也已經生活在這種“簡繁字形并用”的世界里了。那么，在交錯參與兩個層面的書面交際活動時，用字出現錯亂怎么辦？在計算機、網絡高度發達的時代，他們只能依靠兩套漢字系統轉換十分準確的軟件來避免這類差錯在正式文本中出現。至于交際范圍相對窄小的日常手寫文本中的這類差錯，只要不影響語意的交流，不妨忽略。

6.12近年，盡早實現“書同文”的問題已經引起兩岸四地有識之士的高度關注。漢字規范區分層面以后，經過較長時期的實踐，可能會對海峽兩岸四地的漢字統一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比如，在兩岸四地的大眾日常通用層面，可能也會像大陸一樣多用便捷的簡化字系統（1980年臺灣出版的《標準行書范本》收錄的4000字中有六百多個簡化字形與大陸推行的簡化字形相同或相似）；而在學術文化的特用層面，在某些領域就會主要以繁體字系統為基礎來實現兩岸四地的“書同文”。用字分層面，漢字規范分層面，各得其所，各效其能，這應該是廣大華人都能夠接受的。

附?注
[1]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教育室、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編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學習讀本》第4頁，語文出版社2001年版。
[2]同[1]，第45頁。
[3]新聞出版署、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發布《出版物漢字使用管理規定》，收入《國家語言文字政策法規匯編》，語文出版社1996年版。
[4]同[1]，第7頁。
[5]參見費錦昌《漢字規范工作的層面性》，收入李宇明、費錦昌主編《漢字規范百家談》，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
[6][7]收入李宇明、費錦昌主編《漢字規范百家談》，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
[8]張書巖《〈規范漢字表〉對異體字的確定》，收入華東師范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編《中國文字研究》第五輯，廣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費錦昌（1938-?），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現代漢字研究。
徐莉莉（1947-?），華東師范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教授，主要從事漢語史、文字訓詁教學與研究。

（發布日期：200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