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漢語存在復雜的方言，這是漢語發展的一個側面，漢語發展的另一個側面，是在漢語方言之上早已存在求同的趨向。“揚雄（方言）告訴我們，漢朝是有很多方言的，但是也有一種‘通語’，這種‘通語’和當時的書面語關系如何還有待于研究。”（羅常培、呂叔湘）可是到了元代之后，“通語”的作用已經很明顯。當時音韻學家就已明確指出：“天下通語，則天下盡通，后世易曉。若為市語方言，則雖便捷一時，稱快一地，要無以明天下后世。”（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

羅常培、呂叔湘在論述我國漢民族共同語的形成和發展時指出，從書面語言來看，“到了十二、十三世紀就有了相當多并且相當純凈的作品：‘語錄’（禪家的和理學家的），外交使臣筆錄（如保存在《三朝北盟會編》里的），‘諸宮調’，‘話本’，以及許多筆記小說里記下來的片段對話。這種新的書面語言是同口語密切聯系的，……這種新的書面語言和舊的書面語言，用后世所起的名稱說就是‘白話’和‘文言’，……這‘白話’就是我們現在的民族共同語的文學語言的來源。……白話作品，從‘話本’和‘元曲’到《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都帶著各自的地方色彩，但是總起來說，它們的方言基礎是一個，北方話。”他們認為，漢民族共同語的開始形成當不會晚于十四世紀。這種口語不久就取得“官話”的名稱。明清兩代，官話隨著政治和經濟的力量逐漸傳播到各地。但是官話并沒有明確的標準和規范。盧戇章最早提出以南京話作為官話的標準。他認為“十九省之中，除廣、福、臺而外，其余十六省大概屬官話，而官話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王照則堅決主張用“京話”（北京官話），認為“……宜取京話。因北至黑龍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揚子江，東傅于海，縱橫數千里之土語，與京語略通。是以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余謂‘官’者公也，‘官話’者公用之話，自宜擇其占幅員人數多者。”盧戇章后來也放棄了“南腔”，同意改用“京音官話”作為“通行國語”了。（《倪海曙語文論集》，第166頁）

（三）辛亥革命特別是“五四”運動以后，隨著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促進了漢民族共同語的發展和推廣。“官話”這個名稱逐步被“國語”所代替。

1、提出“國語”問題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實施國民教育的需要。朱文熊說：“夫吾之所以望同胞者，能自立于生存競爭之世界耳。顧文字不易，教育總不能普及；國語不一，團結總不能堅固。”1917年2月，國語研究會舉行成立大會，發表《成立緣起》，指出：“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之起源，蓋由同仁等目擊今日小學校學生國文科之不能應用，與夫國文教師之難得，私塾教師之不曉文義，而無術以改良之也。……同人等到以為國民學校之教科書必改用白話文體，此斷斷乎無可疑者。惟既以白話為文，則不可不有一定之標準，……”（《倪海曙語文論集》第165頁，第174頁）

1911年，清朝學部召開中央教育會議，通過了《統一國語辦法案》。案中建議在京城成立“國語調查總會”，各省設立分會，進行語詞、語法、音韻的調查；根據調查的結果，審定國語標準，編輯國語課本、國語辭典和方言對照表等。又提出語音以京音為主，而調整四聲，不廢入聲；語詞以官話為主，而擇其正當雅訓者。（《倪海曙語文論集》，第171頁）這應該說是即將崩潰的清政府在語言文字工作方面所做的一件順乎社會潮流的實事。

2、1912年民國成立。1913年召開了“讀音統一會”，經過一個多月的討論，議定了六千五百多個字的讀音，并把經過這次議定的字音稱為“國音”。“國音”的概念是不明確的。它的標準帶有很大的人為成分，不外乎“語音以京音為主，而調整四聲，不廢入聲”。這可以從1918年11月23日當時的教育部頒布的第七五號令里得到說明：“查國語統一問題，前清學部中央會議業經議決。民國以來，本部鑒于統一國語，必先從統一讀音入手，爰于元年特開讀音統一會，討論此事。”（《國語運動史綱》）沒有明確的標準，必然要進行人為的干預。讀音統一會發展為包括23個省、區共約80位會員。在審定讀音時，一個省區有一個表決權，“以最多數為會中審定之讀音”。這樣審定的“國音”注定是不可能推行的。

3、“國音”的審定，引發了“京國問題”的大辯論。1920年，張士一在《國語統一問題》一書中明確提出，連注音字母帶國音都要根本改造，其辦法是：一、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學理的標準語定義——就是定至少受過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話為國語的標準；二、由教育部主持，請有真正科學的語音學訓練的人去研究標準語里頭所用的音，分析之后，先用科學的方法記下； 三、由教育部主持，請語音學家、語言學家、心理學家、教育學家制配字母。這是冷靜地總結了以往的國語運動的經驗，得出的正確的主張。但是當時在社會上、行政上都遭到非議和反對。

又經過了幾年的醞釀，這個帶根本性的總是才在認識上達到一致。1926年1月1日在北京中央公園舉行了全國國語運動大會，通過了《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宣言》。《宣言》第一次明確地宣告：“這種公共的語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語言中之一種；也不就把這幾百年來小說戲曲所傳播的‘官話’視為滿足，還得采用現代社會的一種方言，就是北京的方言。北京的方言就是標準的方言，就是中華民國公共的語言，就是用來統一全國的標準國語。這也是自然的趨勢，用不著強迫的：因為交通上、文化上、學藝上、政治上，向來都是把北京地方作中樞，而標準的語言照例必和這幾項事情有關系，然后內容能豐富，可以兼采八方薈萃的方言和外來語，可以加入通俗成語和古詞類；然后形式能完善，可以具有理論上精密的組織，可以添加藝術上優美的色彩。這仿佛是一種理想的語言，但北京的方言，因環境和時代的關系，實已具有這種自然的趨勢，所以采定北京語為標準國語，比較地可算資格相當。”（《國語運動史》）這是確認北京話為標準語的十分明確的論述。這也是我國學者廣泛吸收國外推行標準語的經驗、正確總結推行國語所走過的彎路而得出的結論。胡適在《國語講習所同學錄·序》中說：“我們如果考察歐洲近世各國國語的歷史，我們應該知道，沒有一種國語是先定了標準才發生的；沒有一國不是先有了國語然后有所謂‘標準’的。凡是國語的發生，必是先有了一種方言比較的通行最遠，比較的產生最多的活文學，可以采用作國語的中堅分子；這個分子的方言，逐漸推行出去，隨時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別貢獻，同時便逐漸變換各地的土話：這便是國語的成立。有了國語，有了國語的文學，然后有些學者起來研究這種國語的文法，發音等等；然后有字典、詞典、文典，言語學等等出來，這才是國語標準的成立。”（《國語運動史綱》）這段論述正確地概括了標準語的確立的過程。但是國語確立以后，國民黨政府雖然也曾發布了各種訓令予以推行，終因戰亂不斷、社會動蕩，國民經濟得不到發展，所以舊中國推行標準語的工作收效甚微。

二 普通話的確立和推廣

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視漢民族共同語的確立和推廣工作。經過幾年的醞釀，在1955年末先后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討論會，從思想上、理論上為推行民族共同語做了充分的準備。1956年2月6日國務院向全國發布了《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指示》明確提出并規定：“漢語統一的基礎已經存在了，這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的普通話。”這是從清末的《統一國語辦法案》，到民國十五年《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宣言》，關于漢民族共同語的最全面、科學的論斷。它深刻地反映了漢語發展的歷史和趨勢。

（一）據查，“普通話”一語最早是朱文熊提到的。他認為漢語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國文”（文言），一類是“普通話”（他下的定義是“各省通行之話”），還有一類是“俗語”（方言）。（倪海曙，第166頁）

“國語”的來源是一種“就國音而發”的“近文之雅語”。倪海曙分析說：“這種‘國語’又是用漢字寫的，而且寫它的大多是熟悉文言的知識分子；同時白話的詞匯還不很夠，必須不斷從文言輸入詞匯，有的表現方法還須依靠文言。因此它一產生，就跟文言結了不解緣，……結果它很自然的發展成為一種不文不白的文體”。趙元任曾指出“我并不是說這種半白的白話文不好，或是不應該，我自己也有時候兒寫這種不成話的白話。可是這都是用漢字寫白話的糊弄局兒。因為咱們都懂得漢字，懂得文言，所以把‘之、乎、矣、焉、……’改了‘的、嗎、了、呢……’就算寫白話了。”1931年瞿秋白在好幾篇文章中都批評這種白話文“非驢非馬”。他提出要進行新的文學革命或者叫做“俗話文學革命運動”，他指明用“俗話”來寫，也就是“用現代人的普通話來寫”，“用讀出來可以懂得的話來寫”。（倪海曙，第189頁，190頁）

1934年為了反對復興文言的逆流，上海進步文化界又提倡“大眾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的語言”。在這次討論中，一方面反對了文言文，一方面也批判了“近文之雅語”以及照這種“國語”寫的白話文，指出這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文言。從此普通話的概念在進步文化界廣為流傳。但是從科學和實用兩方面來看，普通的概念在當時還是不很明確的。

（二）1956年《指示》全面、明確地論述了普通話作為規范的漢民族共同語的科學內涵。世紀之初，這國語文革新的先驅就已經論述了民族共同語要建立在“占幅員人數多者”的方言的基礎上。拼音官話書報社的編譯員、各號官話字母義塾的教員、教習、經理、贊成員等111人向資政院的說帖提道，“凡京師所在，人皆趨之。千百年薈萃磨練，而成此一種京戲話，斯即中央而非偏隅也。且原與京話大略相同者，已有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甘肅、云南、貴州、四川、陜西十一省，及江蘇、安徽之兩半省矣。此外各語，無兩省相同者。為高因陵，為下因澤，豈有舍京語而別事矯揉之理哉！京語非北京人私有之語，乃全國人共有之語。”（著重號為筆者引文時所加）稍后，陳望道在論及當時普通話的基礎時指出，“它的底子本來是土話方言，不過是帶著普通性的土話方言罷了。”（倪海曙，第169-170頁，191頁）胡適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把作為標準語的基礎的方言稱為“中堅分子的方言”，并且論述了這種基礎的方言跟其他方言的關系。應該說，到這個時候，關于漢民族共同語的基礎方言的理論論述已經達到明確成熟的階段。但是1926年《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宣言》關于共同語的基礎方言的概括：“北京的方言就是標準的方言”，還失之過于簡單。主要不足之處在于：一、把基礎方言和標準音這兩個需要分別確定的范疇混淆了；二、從理論概括上沒有明確指出共同的標準語與基礎方言的關系以及與其他方言的關系。羅常培、呂叔湘指出：“民族共同語是在某一個方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基礎方言的地區總是在這個民族的文化上和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地區，基礎方言本身也常常最能代表語言的發展趨勢。但是無論怎樣，民族共同語不會采納基礎方言的全部內容，基礎方言里非常特殊的東西不會被容留在民族共同語里邊。同時，民族共同語在它的形成過程中也不斷地從其他方言里吸取營養。”1956年《指示》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解決了上述問題。同時明確指出，漢民族共同語特別是它的書面語“以典范的現代白話著作為語法規范”。羅常培、呂叔湘指出：“語言的‘規范’指的是某一語言在語音、詞匯、語法各方面的標準。”“共同的語言和規范化的語言是不可分割的，沒有一定的規范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共同。”“語言的規范化必然要以書面語言為主要對象。”“語言的規范是隨著文學語言的發展而逐漸形成的，因此，應該從現代文學的作品里找我們的規范。更明確一點可以這樣說：現代漢語的規范就是現代的有代表性的作品里的一般用例。”（《現代漢語規范問題》）總結清末以來近一個世紀的“國語”運動，我們有充分的根據認定，1956年《指示》關于普通話的理論概括是全面的、科學的、適合應用的。這個論斷的形成標志著漢民族規范的共同語的最終確立。

倪海曙說：“不論‘國語’或‘普通話’，都是借自近代日本所用的名稱。日本從明治維新以后曾經大力推廣以東京語為標準的民族共同語。他們最初稱為‘普通話’，后來又稱‘國語’。”（倪海曙，第196頁）《指示》把規范的漢民族共同語正式定名為“普通話”，除為了有別于“近文之雅語”的“國語”之外，也考慮到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統一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各民族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各民族的語言也是平等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為了消除資產階級政府強制推行“義務國語”的消極影響，把規范的、通用于全國的漢民族共同語稱為普通話，完全符合我國的語文政策和民族政策。因此，普通話的名稱得到了漢族和各少數民族的一致贊同和喜愛。

（三）羅常培、呂叔湘指出：“民族共同語形成的方式，除決定于政治、經濟條件外，還決定于這個語言原有的發展情況”。1958年1月10日，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指出：“要把六億漢族人民的方言逐漸統一起來，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必須作長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實現。究竟多長？就要看交通、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和我們的工作，但是只要我們不斷認真地工作，這個任務是一定可以實現的。”根據實際情況，五十年代確定的推廣普通話工作的方針是：“大力提倡，重點推行，逐步普及。”（1957年6月全國普通話推廣工作匯報會）在國務院《指示》的推動下，在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的直接領導下，從1956年到1966年這十年當中，按照這個工作方針，全國推廣普通話的工作部署，破壞了已經建立起來的工作基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全國推廣普通話的工作經過初步的整頓，走上了恢復階段。1982年《憲法》明確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在新的歷史時期進一步明確了推廣普通話的要求和任務。到1982年前后，全國推廣普通話的工作雖然經歷了十年動亂，仍然取得了顯著成績。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對全國1800多個點的漢語方言進行了普查，并編輯出版了一批指導各地學習普通話的手冊；二、學校推廣普通話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社會面向公眾的各部門和系統也比較重視推廣普通話的工作，商業、交通、郵電、旅游等部門的一線職工把學習和使用普通話作為提高服務質量、開展文明服務的一項內容；三、召開了五次全國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各地也分別召開了普通話觀摩會，舉辦了不同形式的普通話比賽活動，表彰先進、推動工作；四、舉辦了二十期中央普通話研究班或進修班，培訓了指導和推動各地推廣普通話的骨干兩千多人，各地也舉辦了各種訓練班、進修班培養了數以萬計的推廣普通話的干部和師資；五、《漢語拼音方案》在注音識字和學習普通話方面日益發揮作用，同時普通話的推廣也為發揮和擴大漢語拼音的作用創造了條件；六、編寫和出版了許多學習普通話和推行漢語拼音的圖書和讀物；七、部隊系統長期努力推廣普通話，在國防建設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八、廣播、影視部門注意語言規范，長期堅持用標準的普通話演播，對推廣普通話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1986年，經國務院批準，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國家語委主任劉導生在《新時期的語言文字工作》的工作報告中指出：“五十年代確定的‘大力提倡，重點推行，逐步普及’的推廣普通話工作方針是正確的，今后仍然適用。但是，形勢變化了，推廣普通話工作要有新的進展，工作重點和實施步驟也必須作些調整。重點應當放在推行和普及方面，在普及方面應當更積極一些。在本世紀內，我們應當努力做到：第一，各級各類學校采用普通話教學，普通話成為教學語言。第二，各級各類機關進行工作時一般使用普通話，普通話成為工作語言。第三，廣播（包括縣以上的廣播臺、站）、電視、電影、話劇使用普通話，普通話成為宣傳語言。第四，不同方言區的人在公共場合的交往基本使用普通話，普通話成為交際語言。”報告還提出：“普通話的標準只有一個，……但是……從實際出發，具體要求可以不同。我們初步設想，可以分為以下三級：第一級是會說相當標準的普通話，語音、詞匯、語法很少差錯。第二級是說比較標準的普通話，方音不太重，詞匯、語法較少差錯。第三級是會說一般的普通話，不同方言區的人能夠聽懂。”《報告》實際上已經提出了調整推廣普通話工作方針的內容：“重點應當放在推行和普及方面，在普及方面應當更加積極一些。”對說普通話的水平提出三級要求，也就是在普及的基礎上提出了提高的問題。在本世紀內實現四種用語，實際上是提出了推廣普通話工作的階段性目標。《報告》提出的工作方針的調整和工作進程的規劃是十分必要的。它不僅總結了過去的工作，而且適時地改變了以往推廣普通話工作缺乏階段性目標的狀況，為制訂全國推廣普通話工作的“七五”計劃和以后的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創造了條件。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于“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的規定，從法律上確立了規范的漢民族共同語的地位和作用。普通話的作用在于“全國通用”，因此它高于方言，也是我國各民族之間相互交際和聯系的紐帶。國家明令推廣普通話，因此學習和使用普通話首先是每一個漢族公民的權利。這一點不通過比較有些人往往看不到。香港、澳門將在1997年和1999年分別回歸祖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盡管在港澳地區生活居住的絕大多數民眾是我們的同胞，但是在那里漢語漢文并沒有應有的地位。澳門當局在澳門二百多年始終規定葡萄牙文是唯一的官方文字。現在港澳地區已進入“過渡期”，在基本法里已明確規定了中文的法定地位。事實再明白不過地說明，沒有哪一個國家或地區不關心自己的語言文字政策。它是跟國家的主權、民眾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學習和使用普通話同時也是我們的社會義務。為了有利于全國各地之間的交往和聯系，有利于文化科技事業的發展，有利于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和發展，有利于全國人民的團結和國家的統一，有利于國際交往，我們應當積極自覺地學習和使用普通話。《全國語言文字工作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確定了到本世紀末推廣和普及普通話的工作目標：要使普通話成為城市幼兒園和鄉中心小學以上以漢語授課為主的各級各類學校的教學用語，成為師范學校、初等和中等學校的校園語言。縣級以上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的干部，解放軍指戰員，公安干警，武警指戰員，檢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員等應當把普通話作為工作語言；為生產和生活服務的“窗口”行業的職工要把普通話作為服務用語。廣播、電視、電影、話劇以及音像制品等在語言使用上具有很強的示范作用，必須使用標準的普通話。
1990年以來，經過近幾年的準備，國家語委和國家教委在教育系統部署了普及普通話達標驗收工作。1992年首先對全國中等師范學校普及普通話工作進行了檢查驗收。接受省檢的學校共851所，占全國中等師范學校總數的89.8%。在省檢的基礎上，國家語委和國家教委組成聯合檢查組，分赴全國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對60所學校進行了抽查。抽查結果表明，全國中等師范學校已基本上達到了普及普通話第一階段的要求：干部師生在教學和學校各項集體活動中堅持使用普通話，畢業生具有普通話和漢語拼音的教學能力。國家語委和國家教委還將在1993年下半年進行以師范專科學校為主的高等師范院校普及普通話檢查評估工作。同時對于中小學普及普通話的工作也已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予以規劃和推動。在教育系統推廣和普及普通話的工作已經走上了目標管理和量化評估的軌道。1993年3月，國家教委頒發了《師范院校“教師口語”課程標準（試行）》。關于課程內容《標準》規定：“本課程由普通話訓練，一般口語交際訓練和教師職業口語訓練三部分構成。”明確指出：“普通話是教師的職業語言；普通話訓練是前提，貫穿本課程始終。”
根據形勢的要求和工作的進程，國家語委經過多次研究論證認為，新時期推廣普通話工作的方針應及時調整為“大力推行，積極普及，逐步提高”。方針的調整不僅符合當前工作的實際，也將給今后全國推廣和普及普通話的工作以巨大的推動。

三 正確處理推廣普通話過程中的幾個關系

（一）方言存在和使用發展民族語言與推廣普通話的關系

我國政府一再申明，推廣普通話并不是要人為地消滅方言。這也是國內外推行標準語的事實所證明了的。方言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它隨著一定的社會條件而產生，也只能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正是由于方言的存在，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才產生推行共同語的要求。推廣普通話并不排斥方言，而是要幫助人們掌握和使用全國通用的語言。原來只會說方言的人掌握了普通話，是語言能力和個人素質的提高、交際手段的增強。在有方言的社會里，人們自幼的母語習得普遍地得是方言，方言在同鄉人當中，特殊是在方言單一的家庭里使用是很方便的。因此人們往往對方言很有感情，這是很自然的社會心態。但是不應該由此產生方言優越的錯覺，更不應該拒絕學習和使用普通話。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是我國的基本語言政策，也是民族政策的重要內容。我國有56個民族，經過調查研究的少數民族語言的在80種左右。我國政府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實行多語制的社會語言規劃。不僅承認漢語文是我國歷史上早已形成的全國通用的語文；同時也承認和尊重各少數民族的語言在本民族居住的地區通用，一些民族的文字在一定的地區通用。《民族區域自治法》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在執行行政職務的時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條例的規定，使用當地通用的一種或幾種語言文字；同時使用幾種通用的語言文字執行職務的，可以以實行區域自治民族的語言文字為主。”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廣泛使用，促進了各民族語言文字的發展，滿足了他們發展政治、經濟、文化的需要，維護了各民族的權益，也促進了這些語言文字的教學。使用本民族語言和文字進行的母語教育，在許多以少數民族學生為主的學校里不斷取得新的進展，特別是在發展學齡兒童的語言能力、早期開發兒童智力等方面收到良好的效果。

由于社會對語言文字應用的實際需要和實行多語制的要求，我國政府一貫提倡各民族，特別是在同一個地區工作的各族干部，要相互學習彼此的語言文字。漢語是歷史上早已形成的我國各民族之間進行交際的公眾語言。各少數民族在使用和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同時，為了支持國家建設和本地區的發展，應該熱情積極地學習漢語文。這也是民族區域自治法里明確規定的。高科技時代已經到來，時代要求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未來的建設者必須是接受過雙語教育，既精通本民族語文又通曉漢語文的人才。推廣普通話，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給少數民族學習漢語文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各少數民族學習漢語，不必再學方言，可以直接學習全國通用的普通話；識漢字可以借助漢語拼音掌握標準讀音了。各少數民族熱情學習普通話，也開拓了推廣普通話工作的廣度和深度，是對全國推廣普通話工作的促進和支持。

（二）普通話的普及和普通話水平的提高之間的關系

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普通話，使普通話成為全國通用的語言，必須首先把工作的重點放在普及方面，使群眾普遍能聽會說普通話，基本上滿足一般社會交往的需要。要實現這樣的要求，必須有一批了解方言和普通話的對應關系，會說標準的或比較標準的普通話，能夠帶動和指導群眾學習普通話的骨干。普通話的普及需要在提高指導下進行，同時在普及普通話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逐步提高的趨勢。就一個人或一個地區來說情況都是這樣。否則普及的工作必不能鞏固，普及的水準也達不到滿足一般社會交往的需要。推廣普通話初期，為了消除思想顧慮、鼓勵人們大膽地說，有的地方提出開口就及格的說法，這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原來只會說方言的人如果不下一番苦工夫，希望只學得三言兩語敢于開口說普通話，就以為達到目的了，那也是不符合實際的。“四用語”中的教學語言和宣傳語言應該是水平較高的普通話，特別是具有示范作用的語言應該是標準的普通話，這也是客觀的需要。我國推廣普通話的工作已經開展了30多年，工作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到了積極普及、逐步提高的階段。為了指導提高工作，國家語委有關部門根據普通話水平可分三級的設想，初步擬訂了普通話水平測試標準。這個標準將在實際測試的實踐中進行檢驗、完善，在適當的時候修訂實行。

（三）學校推廣普通話和社會推廣普通話的關系，以及重點地區和一般地區推廣普通話的關系。

推廣普通話的基礎在學校。學校推廣和普及普通話的工作搞好了，就能源源不斷地向社會輸送掌握民族共同語的合格人才。假以時日就可以實現普通話在全社會的普及。這是國內外推廣共同語的共同途徑。在學校還沒有實現普及普通話的階段，社會又要求實現共同語的溝通，語言文字工作職能部門必須協調各有關部門，推動社會各界以各種方式開展普通話的學習，鼓勵為適應工作的需要自覺使用普通話的單位和個人。所以我們在抓緊學校普及普通話工作的同時，一點也不能忽略推動社會各界學習和使用普通話的工作。社會上形成以講普通話為榮的良好風尚，還會支持、促進學校普及普通話的工作。學校和社會互相影響、互相促進，這是我們要努力開創的語言環境。

從漢語方言的分布情況來看，推廣普通話工作的重點無疑應該放在方言地區。應該實事求是地看待方言的差異，認真地對待方言地區學習普通話的困難。工作上要有傾斜，人力（師資）、物力（設備、教材）要做重點安排。1990年國家語委明確以廣東、福建兩省和上海市作為南方方言區推廣普通話的重點地區。1991年派出專門的調查組深入廣東、福建的一些地區做了較為深入的調查研究，就兩省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提出建議。與此同時，廣東、福建兩省也分別對本省推廣普通話的工作做了新的部署。1992年2月2日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人民政府頒布了《關于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決定》。《決定》指出：“我省推廣、普及普通話工作雖已取得一定成績，但各地的工作開展很不平衡，相當部分地區的學校教學和社會交際都未能使用普通話。這種狀況，不僅同我省在全國的地位不相稱，而且不利于我省經濟、教育、科技、文化等到事業的發展，不利于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為此，《決定》號召，“各級黨政機關和人民團體在推廣普通話工作中要起模范帶頭作用，要把普通話作為會議用語、宣傳用語和接待外地人員的工作用語。”《決定》對學校普及普通話的進程、服務行業的推廣應用普通話工作都做出了新的規定。前不久謝非同志在全省傳達黨的十四大精神大會上，特別談到推廣普通話的問題，號召全省人民要面對大市場、大流通的新形勢，認真推廣普通話。

北方話分布地域廣闊，不少地區的語言與普通話有一定的差異。在這些地區推廣普通話要比南方方言區的困難少一點。但是如果不認真對待也不可能收到實際效果。在某種意義上來說，越是比較接近的語音差異越不容易被群眾覺察，如果把這種比較接近普通話的鄉音誤認為普通話的語音，那就很難學好說準普通話，師生如果停留在這種水平上，普通話教學、漢語拼音的實際運用都將存在許多問題，更不必說適應高科技對語言信息處理的技術要求了。在推廣普通話工作中，南方方言區要知難而進，嚴肅、科學地分析語音訓練的各種問題,精心施教，力求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北方話區也要認真對待，嚴格訓練，精益求精。

推廣和普及普通話是關系到國家利益、民族前途的千秋功業。我們應該繼承前輩堅韌不拔、不斷開拓的精神，為實現本世紀的目標努力工作。

劉 照 雄（原載《語言文字應用》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