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對近年來語言應用中大量出現的外來詞、方言詞、網絡自創新詞，與會人員結合語言應用的實際情況各抒己見，進行了分析，討論熱烈。部分與會者提出了批評意見：

全國人大常委、國防大學原副校長、中將黃玉章認為，漢語言文字是中國五千多年文明的重要標志，漢字可以表達新事物、新技術。隨意使用英文縮略語，使漢語變形了；并且在英文中不同的詞有同樣的縮略形式（如WTO可以代表“世界貿易組織”“華沙條約組織”“水上交通指揮官”等詞組），不加注釋可能會引起歧解。

劉吉認為，“克隆”“納米”等非規范的外來語和WTO、APEC等大量的英文縮寫詞，以及“菜鳥”“大蝦”“灌水”“菜單”等網絡詞語，“不僅嚴重損害中國文字完美的形象，而且已經嚴重妨礙信息的傳播，還在動搖著中國文化的基礎，是該采取措施的時候了”。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室主任、博導陳醉認為：“我們的報刊是給中國人看的，我們的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更是面向普通老百姓的。在行文中大量夾雜外文字句，首先是一般讀者看不懂，影響宣傳效果；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有失國家、民族尊嚴！”

另外一些與會人員認為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電視臺新聞評論部敬一丹說，“現在是社會語言最生動的時期，也是急劇變化的時代”，如果要對詞語的使用進行梳理，那么主要應梳理媒體的語言，因為媒體語言對社會最具影響力。媒體語言介于官方語言和民間語言之間。民間語言非常生動，特別是青少年的語言很有創造力，“你都說過N次了”這種從女兒口中說出的話非常生動。不能無視民間語言的這種鮮活，但媒體吸收新詞語應掌握好度。媒體應該運用主流語言。她對有些節目主持人在漢語中大量夾雜英語的做法提出批評，認為這種做法“不能容忍，觀眾無法接受，影響傳播”。

作家梁曉聲在他的書面發言中說道：“當語言大面積呈現此種現象，意味著許多，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意味著人們活潑了。或至少，渴望活潑起來。”“一言以蔽之，是時代改變了中文‘容顏’。而我，是以欣然之立場，看待中文語言當下的恣肆形態的。”

北京語言大學外語學院院長、博導方立認為，每種語言都有豐富自己的手段，新東西的產生需要有新手段來表達。著名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指出語言生成的規律是經濟。WTO代表世貿組織，APEC代表亞太經合組織，這種英文縮略詞語確實有簡略明確的特點。網絡聊天要講求速度，一些特殊詞語甚至符號都可以用，但是這些網絡詞語不是隨便用在哪里都可以的。

新浪網記者張曉凌說，網絡流行詞語可劃在民間詞匯范圍內，民間詞匯豐富、鮮活的特點在網絡平臺上可以充分發揮出來。網絡是媒體，與廣播、電視一樣也是載體，自由度很大，民間語言在網絡上最大限度得到發展。在網絡聊天中用“恐龍”代稱女孩，用“青蛙”代稱男孩，很有意思、有生命力。網絡是被動的，只能轉載信息，BBS（電子布告欄系統）是純民間的行為，不好約束它。英國已把網絡詞匯編入辭典，已承認它是一種文化。網絡是外來的東西，隨之而來有許多外國的新鮮詞語，甚至用符號來使情感在網上得到更好的表達。因此，對網絡語言應因勢利導，使其變成有規則的游戲，以創造出更多有意義的東西。

三

對于應采取何種政策和方法加強對新詞語應用的引導，與會人員也提出了一些意見和建議。多數人的意見認為對語言應用中出現的新情況應采取寬容的態度，不應該拒絕新詞語，但有關部門要采取負責任的態度及時分析研究，加以適當地引導。

肖復興提出，不要采取急躁、想當然、一廂情愿的態度，要冷靜下來，假以時日，容忍、實踐一下后再對新詞語進行梳理。字母詞是否一概都打死？新詞語不僅僅是符號，不僅僅體現語言的豐富，而且也在影響人的思維形式的形成。過去沒有“德先生”“賽先生”就不會形成“五四”時期對民主、科學的整個一代人的新的思考；今天沒有WTO，也就缺乏對新的思維的有效的新的載體。字母詞不是都不好。NBA非要翻成漢語嗎？怎么翻譯？有些東西沒必要強求統一，有這些新詞的存在恰恰說明中華文化的兼容并蓄，顯示了我們面對改革開放時代一種開闊的胸懷，這樣才能“海納百川”。在多元化的社會，對語言要有多元化的認識，有些約定俗成的新東西要接受，采取負責任的態度對待它們。

北京廣播學院播音主持藝術學院博導、語言學家于根元指出，外國的東西要學，該用的東西要用，中國人有這樣豁達的胸懷。不好的東西要想辦法治理。首先要區分是崇洋媚外、殖民主義，還是學習外國。殖民統治時期是不得已要學習外國，但這是低層次的、形式主義的；發達、強大時學習外國，吸收是高層次的。其次要區分是發展還是混亂。語言隨著社會發展而發展，語言是大海，難免泥沙俱在，但早在1997年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就確定了語文生活主體化和多樣化相結合的原則，我們的語言文字不搞純而又純。哪些是發展、哪些是混亂？不能把混亂當發展，也不能把發展當混亂。要有理論支撐。語言文字是用來交際的，交際到位就是語言的規范。有的不好判斷，要假以時日，但工作要及時——認識理解不太夠時要調查研究；有的要管，有的不要去管；除了依法管理外，還可以提倡、調節、引導，有的可以制定標準，根據不同人、不同情況采取適當的方式。

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委員、《科技術語研究》編輯部副主任樊靜認為，隨著媒體的普及，現在科技新術語很快就能進入社會，而一旦進入老百姓的語言后，慣性很大，很難改變，官方的組織研究、審定速度跟不上。社會上需要有權威意見，可以定下來的要做出規定。

對于如何規范和引導新詞語的社會應用，與會人員也提出了一些建設性意見。黃玉章、陳醉指出，政府有關部門要管語言應用中出現的熱點問題，政府公文等官方文獻用詞要規范。劉吉、樊靜提出，要設立一個常設機構，專門對新詞語進行規范。敬一丹、梁曉聲認為媒體應該使用比較主流的語言，至于民間的語言、特別是口語不用過多要求，有的說法會被自然淘汰。他們也建議要抓住學校教育。使用語言有社會心理作用，老師除了教育孩子使用規范的標準的語言外，還要考慮孩子的審美需求，找到最適合青少年的方式進行引導。敬一丹還提出制定規范的人有點滯后，一些新詞流傳開了才發現混亂，為什么不能事先定一個規矩？應該出版一些通俗、一目了然的規范讀本來引導大家。新華社新聞研究所副所長卓培榮也提出，媒體是以語言文字為主要勞動手段、傳播工具，主流媒體要自覺起示范作用，提倡使用規范的語言文字，但規范本身也應發展。樊靜認為知識要分層次，媒體適應的對象也要分層次，一般報紙是給老百姓看的，要注意不要濫用外來新詞，一些專業報紙可以適當直接引入一些外語詞；但不要迎合不應迎合的東西。

楊光最后總結說，這次會議開得很好、很有意義，大家的意見和建議對我們今后處理一些問題很有啟發。他希望媒體針對語言應用熱點問題開展更深入的討論。他強調，這種討論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宣傳和引導。

會后，中央電視臺、中國教育電視臺、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解放日報、文匯報等對會議進行了報道。